北宋本草学的特点及影响 - 周云逸 (复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, 2017)
中国本草学在北宋进入了兴盛期,《开宝本草》《嘉祐本草》《本草图经》等官修本草皆为雕版印刷,实现了本草传播形态的大转换,确立了以经史百家文献证药的原则,并且出现了药图与解释文字并行的新格局。北宋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吸收了官修本草的优点,并有所发展,在收录药物的种类、新征引文献的数量、新附方剂的数量、编撰的水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,都远超前人,成为此期本草学的巅峰之作。这其中既有唐氏的编撰之功,亦受到北宋尚医风气、蜀文化以及理学的潜在影响。《证类本草》是我们观察北宋本草学特点的重要＂标本＂。《证类本草》征引不同学科的文献来佐证药物,体现出中国本草学多学科交叉的融通性;该书＂以方证药＂＂以小说证药＂的大量实践,反映了中国本草学寻求新变的崭新格局;而该书严谨的注释体例,反映出北宋本草学的规范性特点。《证类本草》在广泛征引诸种学科文献的同时,未加辨析,一些夸张失实、幻想性质的文献夹杂其中,这又反映出北宋本草学的理性尚存在不足。《证类本草》是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蓝本,前者在药物种类及文献辨析上,逊于后者,但比后者更具文献参校及辑佚价值。